美国大选升温之际未来四年的“对华政策”之争
拜登和特朗普首场辩论聚焦内政议题，基本上未触及中国议题。两党在对抗中国方面无需过多“辩论”，唯一值得争论的在于谁的对抗政策更有效。就在这场大选辩论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同时刊登了两篇7-8月号文章，阐述左右两派不同的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一篇作者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副国安顾问本杰明·J·罗兹（Ben Rhodes），另一篇作者是特朗普执政后期担任国安顾问的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两人在批评特朗普或拜登执政期间外交政策的同时，也为可能的“拜登第二个任期”或“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提出建议。这也是双方阵营在大选辩论前就美国对外政策走向的一次舆论公关。
无论谁在今年大选中胜出，中美战略竞争与对抗的大方向不会变，这是两国学术界和政策圈的共识。但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大形势下，再好的战略也需要时刻做出调整。当下两党幕僚争论的焦点就是哪一种应变之策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或实现“竞赢”中国的目标。
奥布莱恩认为，拜登发出的对华信息混乱。具体体现在：在保留特朗普时期关税和施行出口管制的同时，又派遣内阁或内阁级官员访华。一边就贸易和安全问题发出警告，一边又伸出橄榄枝，承诺重启2017年之前中美之间的合作模式。这种对华政策流于形式，不注重实质。两国峰会和会晤就是形式上的活动，不是实际成果。拜登一边称中国经济是“定时炸弹”，一边又说“我不想遏制中国”和“我们真诚地不想伤害中国”。如果中国发展得好，我们都会更好。”
▲2024年3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参观半导体企业英特尔（Intel）位于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奥科蒂洛园区的工厂，宣传自己的《芯片法案》，争取制造业选区选民。
他认为，中国就是要在电动汽车、太阳能、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技术开发和创新的领导者。为此，美国必须保持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创新和商业地位。
奥布莱恩在文章中主张通过里根总统奉行的“实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理念和中国开展对抗，强调加大对美国军事能力和技术的投资，通过力量优势保持美国强大，从而实现和平。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是为了应对上世纪90年代初持续至2017年的“新自由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的缺陷。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将奉行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路线：在被迫采取行动时，要集中精力，要有魄力，但要警惕行动过火；美国的友邦将更加安全，更加自力更生，而美国的敌人将再次畏惧美国力量；世界因此会和平。
罗兹则认为，如果拜登在今年大选胜出，可以确保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特定风险不会再现，但却无法消除“失序”的力量。为了避免第一个任期所犯的错误，拜登应该在考虑当今不断变化的全球“现实”基础上，放弃“美国主导地位”（American primacy）思维，摆脱贪大求全的“最大主义”（maximalism）、西方中心主义观点以及通过表达强硬迎合国内鹰派的做法（详见《白宫前副国安顾问：美国应放弃“主导地位”》）。和奥布莱恩的立场不同，罗兹主张美国要尊重当今世界的现实，选择在气变、人工智能等领域和中国开展合作，尤其要在清洁能源和技术等领域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不过，和奥布莱恩强调武器技术和军力投资不同，罗兹最后的笔触落在了支持全球“公民社会”和净化“国内民主”的层面。
就具体对华政策，奥布莱恩主张：1）效仿冷战时期做法，在经贸和科技层面和中国“脱钩”，对中国技术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与此同时，美国也要放弃对自己企业的不必要监管，一些激进的反垄断执法可能会摧毁美国的自由企业体系；2）在和中国外交接触时优先重视和日韩澳菲等传统盟友，以及新加坡等传统伙伴和印尼、越南等新兴伙伴的合作。他还主张国会应该像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那样，向印尼、菲律宾和越南提供拨款、贷款和武器转让，帮助这些国家强化武装力量。
就南海争端，奥布莱恩提到加速支援菲律宾的紧迫性，称美国海军应该实施一个应急计划，将翻新的退役船只捐赠给菲律宾，包括在费城和夏威夷储备的护卫舰和两栖攻击舰。在台海，奥布莱恩主张美国对台湾做出明确的协防承诺，要求台湾加大防务开支、扩大征兵规模，并邀请其参加环太军演。他还主张将大西洋的航空母舰的其中一艘，转移部署到太平洋，并将整个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太平洋，从而将美军从中东和北非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罗兹则主张在特定领域和中国开展合作。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之间刚刚开始的人工智能磋商应该演变成双方对共同国际准则的追求。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开展的合作研究，也要将中国纳入更高级别、更重要的谈判，以消除人工通用智能在武器及生物工程能领域应用导致的极端危害；在台海，罗兹主张美国努力维持现状，一方面应该通过投资台湾军事能力来维持现状，避免在台海进行武力恫吓，另一方面和中方开展接触避免误判，同时动员国际社会支持两岸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相比较而言，奥布莱恩等右翼势力应对中国挑战时更注重“硬实力”，以此威慑中国等美国对手。但在地区及双边互信缺失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误判和局势升级，进而引发意外冲突。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引述相关研究数据指出，“威慑在70%的情况下是没有效用的，而且这种威慑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向盟友和伙伴提供足够的保证，而是因为你没有向敌手或竞争对手给予足够的保证”。
按照这一派观点，“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会在经贸上更对抗，军事上更强硬，也会避免战争风险。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决策是否透明，盟友或对手是否会在地区冲突议题上出现误判。
罗兹代表的这一派更务实，更现实，注重通过外交沟通化解风险、避免挑衅。比如，他提到，华盛顿必须认识到，今天全球冲突的三个问题点俄乌冲突、伊朗与乌克兰矛盾以及台海两岸问题，都超越了美国条约义务所限定的范围内的领土。也就是说，中美在三个议题上不该过度对抗，而是通过外交手段予以化解风险。和奥布莱恩一味维护特朗普政策和路线不同，罗兹称赞拜登的同时，指出了拜登在第一任期的“不足”或“失策”，提出了需要纠正的地方，比如“过度诉诸制裁”、“将美元武器化”等。这或许为“拜登第二个任期”策略调整提供了参考。
从奥布莱恩和罗兹为代表的两党外交政策智囊的观点来看，两党都支持和平，反对战争，都想避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不过，奥布莱恩为代表的右翼智囊强调强化军事威慑来促成和平，而以罗兹为代表的自由派智囊则强调基于现实的多边合作。但在战略层面，美国不会做出大的改变。尤其在芯片设计、半导体制造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等领域，两党智囊都注重将中国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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